向西！沿海产业转移大潮势头汹

       如果把沿海的产业转移比喻为“星星、月亮”,那么“盼星星、盼月亮”的渴望,在中西部地区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毗邻地区,已经很久很久。地处内陆的人们,希望沿海地区向周边渗透的发展辐射能够快些,快些,更快些。

其速度之快、势头之猛，正成为一种剧烈、壮阔的经济现象。

航拍湘西高速壮美如画 龙恩泽/摄

　　上篇｜大势已至

　　“以前听说你的企业在湖南,可能不跟你做生意,因为太偏远、落后;现在听说你的企业在广东,可能不跟你做生意,因为你成本高,做不长久。”

　　——2019年,紧靠广东北部的湖南郴州宜章县,恒维电子的管理者张永福,用如此强烈的对比，描绘他眼中的产业转移热潮。他为自己所属企业先行布局于湘南而感到庆幸。

　　从“风起青萍之末”到“势不可挡”

　　2008年,记者到湘南资兴市采访时,当地为引进一些“两头在外”、不交一分钱税的广东企业,欢欣鼓舞。记者走访了一家从珠海总部运来原料,加工成圣诞礼品,再通过珠海销往美国的企业。当时的报道说:虽然按政策不交税,但资兴却对这些企业张开双臂。市外经局长说,他们解决了部分就业,盘活了闲置厂房,消费了当地的水、电,支付管理费和工资费。

　　地处湘南的郴州、永州所显示的产业转移强劲势头,是当前产业转移大潮惊涛拍岸的一个缩影。2011年,国家级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被批复,2019年初,又被批复扩大为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为何下这么大决心转移?

　　安土重迁是中国人的传统心理,对于企业而言,迁徙是一个事关生死存亡的重大抉择。竞相向中西部转移的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何下这么大的决心?图的是什么?

　　——为成本而转移。张永福算了一笔账。与沿海地区相比,在内陆地区的生产成本降低约20%,其中主要是人工成本和土地租金。

　　——为环保而转移。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像陶瓷、纺织等一些污染较大的企业,在沿海一些地区近年实施的“环保风暴”中,首当其冲。在环保倒逼压力下转移的企业,呈分化态势。

湖南长沙一家汽车工厂总装车间内，工人在紧张忙碌地工作 陈思汗/摄

　　有的将迁移作为转型升级的良机,在将车间转移到中西部地区时,纷纷更新环保设备,采用更先进的生产工艺,以崭新的面孔在中西部亮相。有的将转移作为规避环保高压的路径。尽管中西部一些地区在招商引资时也设置了环保门槛,但在一些产业资源较少的县,环保准入和环保检查门槛相对偏低,这些沿海的“弃婴”换个地方成了“宠儿”。

　　——为未来而转移。走进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经济开发区,看到的是一片安静却繁忙的景象。开发区内的湖南立敏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里,两栋新厂房已投入使用,另有两栋厂房和一栋研发大楼正在规划建设中。这是一家专门从事电器散热片等生产的企业,多个饱受市场欢迎的手机品牌中都有立敏达的散热片。

　　2019年是立敏达从广东东莞到宜章县落户的第7个年头。尽管现在面临客户、供应商两头在外,以及物流成本升高等问题,但回想当初的决定,总经理唐健仍然觉得集团的决策正确。她说:“从沿海转移到内陆,就是为未来挖潜。近年来公司成长明显,预计年产峰值可达到3亿元。”

　　——为营商环境而转移。“这里的官员淳朴、实干,政策优惠,更让我们感动的是营商环境好。”在转移到湖南永州新田县一年多后,王杰这样评价。

　　零散的“择地而居”变成集体的“区域推进”

　　中西部经济区位的大幅改善,为转移创造了条件。

　　依托郑州航空港连通世界的快捷航运,2010年落户河南的富士康生产发展迅猛,很快使这里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生产基地,也使郑州的出口贸易急剧增长。随着高铁轨道不断向中西部延伸,高铁也成了产业转移的新兴“黄金通道”。

　　众多经过市场洗礼的回乡创业人士,成了产业转移的桥梁。

　　“雁归兴贵”。从贵州深度贫困的遵义市正安县走出去,农村青年郑传玖在广东的台湾吉他公司从工人做到车间主管。掌握了生产技术的他和家人在广州成立了工厂生产吉他。2013年,郑传玖回到家乡建厂,并带动引进54家吉他制造及配套企业,正安县为此建设了国际吉他产业园。2018年,产销吉他近600万把、产值60亿元以上,解决就业近1.4万人,产品60%外销欧美等地,供不应求,创造了一个沿海产业转移的县域产业奇迹。

　　“政府之手”推动“市场之手”

　　产业转移在国家层面被寄予紧紧抓住国际国内产业分工调整的重大机遇,实现东中西部地区良性互动,不断增强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期望。

　　2010年,国务院下发《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2012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出台了《产业转移指导目录(2012年本)》,提出东部地区要率先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积极承接国际高端产业转移,推动传统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皖江城市带、湘南、江西赣南等一批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应运获批而生。

　　发挥紧邻广东的区位优势,2019年初,湖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推进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发挥独特的区位优势,着力打造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领头雁、内陆地区开放合作示范区。

　　产业转移成了江西省政府实施开放战略的“热词”。2019年初,江西省提出“东南西北”对接产业转移:积极“南下”“东进”,全面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等,将南昌、吉安、赣州打造成产业梯度转移承接示范地;主动“北上”“西出”,抢抓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机遇,重点承接京津冀地区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商贸物流和服务外包产业转移。

　　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指导意见》。“主要任务”第一项即为开展产业合作。“引进一批能够提供更多就业岗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文化旅游企业等,促进产业发展带动脱贫。”

　　2019年5月,对口帮扶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的广州市白云区,帮助引进了广东彩道集团,在扶贫易地搬迁至县城的兴旺社区设置“扶贫车间”,生产加工小商品,帮助贫困户就近打工。

　　为解决184万多易地搬迁进入城镇的贫困人口后续生计问题,贵州提出确保有劳动能力的搬迁家庭“一户一人”以上就业的保障目标。从外面引进劳动密集型企业,开设“扶贫车间”成了重要手段。

　　在湖南永州新田县工业园,凯威集团虽然从广东转移到新田县仅一年多,但已响应政府号召,吸纳了58个建档立卡贫困户进厂工作,预计还将吸纳更多贫困户就业。吸纳贫困人口就业,企业将得到政府的扶贫就业补助,3年为限。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借助产业转移大势,一批正在成长、转型或是艰难应对复杂市场环境考验的企业,在新的土壤上扎根抽芽,迸发出新的力量。

　　正如一家转移到湖南郴州的企业负责人所说:“来了,留下了,就要枝繁叶茂,活得更精彩。”

　　中篇｜转移之困

　　女工马华朵的家，离厂区4公里,每天晚上骑着摩托车回家。

　　“终于每天都能看到孩子了。”马华朵说,“这是最让我高兴的事。”她在广州打工多年,是个相当熟练的制衣工,当湘南家乡从广东引进一家服装厂,她很快做出回乡就业的决定。

　　势头强劲的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就地创造了众多就业机会,为解决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社会问题创造了契机。

返乡务工的湖南衡阳农民工包姣丽，在家中抱起自已的儿子

　　产业转移的大潮正在快速推进,但这种迁徙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水乳交融”。在改写经济版图和区域经济结构的同时,产业转移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区域和企业的阵痛。在转移的过程中,如何引导产业有序落地,促进产业与地区经济之间的融合,是一道亟待解答的命题。

　　困境一:“明成本”下降,“暗成本”上升

　　——物流成本高。“这里的政府服务好,企业的难点是供应链支持不到。”湖南郴州某县电子厂反映,企业需要从广西一家企业进原料,但对方并不直接送货,因为附近只有自己一家企业需要,量也不是特别大。因此,原料只能通过东莞的总部工厂中转而来。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西部一些地区交通条件改善,但是现代物流发展落后,欠缺全程物流服务体系,相应的物流技术装备和信息化水平也较低。此外,相比沿海,通关不便等瓶颈问题未有效解决。

　　——产业难配套。尽管内陆地区人工成本低,但远离配套企业带来的是管理及物流成本上升。

　　——融资周转难。由于刚刚进入内陆地区,资产尚在逐步积聚,部分转移企业面临融资难题。

　　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企业,多是中小企业,对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反映较多,适合产业转移承接的金融产品单一,难以满足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需求。

　　——社保费用高。劳动密集型企业对成本敏感,企业利润随市场波动,但企业的用工成本却难以调整。

　　中部地区一家县级经开区负责人反映,沿海一些城市几个险种加起来,企业为一名工人支付的险费800多元,而在本地仅养老保险一项,就达到同等的费用。中部一地级市政协调研发现,当地企业社保费率为16%,高于深圳的13%,很多企业未给员工缴纳社保。

2019年10月17日，工人在贵州威宁经济开发区一家食用菌生产企业车间包装金针菇 杨文斌/摄

　　内陆地区不断攀升的“暗成本”,考验着内迁企业的承受力和耐力。一家已转移至内陆地区企业的负责人发现,随着最低工资指导线和社会保险费用的上升,转移到内陆的先发优势正在削弱。

　　困境二:短期血拼让利,长期“利好”未必

　　很多省、市、县三级都出台了一揽子招商优惠政策,有助于改善营商环境,帮助企业尽快转得了、稳得住、增强竞争力。值得警惕的是,前些年中西部一些地方备受诟病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大战,正集中“转移”到产业转移承接地区,一些县域之间已有“恶意竞争”的迹象。

　　中部某县为全国有名的“沙发之乡”,号称“肩扛沙发走天下”,在全国200多个县区有近7万人从事沙发生产和销售,如今借助产业转移契机,已将家私产业作为支柱产业之一。

　　意想不到的是,“卧榻之侧”杀出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

　　隶属另外一个地级市管辖的邻县,近两年在土地、财政方面祭出优惠政策,提出打造千亿级家居产业链。两县的原材料都是从广东运来,面对经济体量比较大的对手强有力的优惠政策,“沙发之乡”有关官员倍感焦虑,望“惠”莫及。

　　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其他地区。记者随意对比了位处同一地级市的两个县的招商政策后发现,在优惠力度方面大致相当。如,甲县提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地方财政所得部分“三免两减半”,乙县则是自投产之日起缴纳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留成部分,县财政前两年按70%、后三年按50%的标准等额补助给企业。

　　在外贸方面,甲县提出,第一年1美元奖励0.03元,以后新增部分1美元奖励0.01元,存量部分1美元奖励0.015元;乙县则提出,新增外贸进出口,按1美元0.03元奖励,补贴两年。

　　标准厂房租房补贴、贷款利息补贴50%、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励、专利获批奖励……地方政府给转移企业的优惠层出不穷。

　　“类似这样的招商政策,实际上已经形成一种恶性竞争。对吸引沿海产业落地内陆地区虽然是一种利好,却在无形中导致县区之间的财力比拼。”一名县招商干部说,产业落地之后如果不能形成良性的贡献,将对地方财力造成很大损耗。

　　一些地方尽管受制于债务问题,还是咬紧牙关力所能及给予一些优惠政策。有的招商干部感叹,如果没有这些优惠政策,政府有什么手段招商,凭什么让这些企业到你这里来?

　　中部某省政府职能部门反映,近年该省承接产业转移与其他省相比存在的首要问题是：“政策支撑不硬”——出台的政策干货不多;有的部门出台了政策,但缺乏操作性;与中西部其他省市相比,资金支持力度弱,效果反差大。

　　享受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的地区,具有一定的优惠“比拼”空间。中部某地反映,由于无法享受到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免征关税等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我市在承接产业转移政策层面先天不足”。

　　承接产业质量不高,是不少地方存在的突出问题。中部某省政府职能部门反映:引进的大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缺乏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技术密集型加工贸易项目;产业链不完整,大多数企业以代加工、代设计为主,处于产品价值链底端,产品增值率和企业利润都较低,抗风险能力较差;集聚度不高,缺少成规模的大企业、大产业集群。

　　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相当一部分是“代工”生产,正好处于“微笑曲线”低部。

　　总体而言相对利润率较低,在新迁入地能有多少贡献?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品牌,代工、贴牌现象突出,对中西部的辐射带动能力有多大?地方政府短期让利,消耗地方生产要素,加重地方债务,能否带来长期利好?能否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推动产业升级换代?这是中西部地方政府在承接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时必须面对的考问。

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展示中心

　　记者在中部某县城郊见到:产业转移园里分布着几十家企业,不少冷冷清清,有的已经停产;而附近不远,县里新开辟的一块对接转移产业的区域,挖掘机轰轰作响,热火朝天。“猴子掰苞谷,捡一个掉一个”的承接产业现象,在一些地方正在上演。

　　血拼的优惠政策,使部分企业得到“便宜”。然而,由于这些政策扭曲了市场信号,干扰了市场配置资源,对企业可能是一个美丽的陷阱,问题同样不可忽视。

　　困境三:产业转移大潮，天女散花力量分散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沿海一些优势地区形成了较高的产业集中度,这也是形成“中国制造”产品竞争力的重要原因。然而,当产业转移向中西部不同地区呈放射状延伸后,如同“拳头”散开的手指,面临力量分散的现状。

　　应该说,对于产业转移中的承接无序、产业雷同问题,国家、省、市三级层面都有注意、引导。

　　2012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了《产业转移指导目录(2012年本)》,2018年又修订发布。目的之一是着眼于解决产业转移过程中出现的产业承接地之间盲目竞争、产业无序流动和落后生产能力转移等问题。

　　被寄望当好全国承接产业转移领头雁的湖南省,明确示范区各市州的主导产业,推动示范区各市州走差异化、特色化的路子,避免产业雷同,防止同质化的恶性竞争。近年来,该省对接沿海产业转移整体呈现出由低端到高端、由粗放到两型、由分散到集群、由配套到总装、由分厂到总部的发展趋势。

　　尽管上级行政层面敲“警钟”,但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最后一公里”的县级经开区、工业园、集中区,却一定程度上按“惯性”前行。

　　从记者的调研看,由于视野受限、信息不对称,他们有的没有注意到产业雷同问题;有的产业链招商的思路清晰,但受制于行政能力和财政手段,有心无力,难以协调其他事实上为竞争对手的县域、市域错位发展。

　　中部某市政协在研究产业转移时反映:市区周边的工业集中区、经开区、高新区,缺乏差异化发展的产业规划布局,加上政策手段有限、资源优势相似等原因,园区之间出现同质化业态、重复招商和资源浪费,导致在本区域形成无序竞争。

　　记者调研发现,由于产业分散,原本的集群优势正在下降。无论是电子信息,还是机械加工,曾在沿海地区抱团发展的产业集群在转移时,像蒲公英一样四处散开。

　　一名将企业搬到内陆地区的企业负责人观察了3年后发现,一些转移到重庆、江西等地的同行,由于无法形成相应的规模效应,不得已再搬回沿海地区。“感觉像是一个蜂窝突然受到惊扰,蜂群四散开来。但它们在外无法独立生存,经过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回到蜂巢。”

　　中部某地级市官员在部署对接沿海产业转移时提出,不能走简单拼资源、拼土地、拼税收的老路;要特别注意错位发展,防止招商引资“互挖墙脚”、恶性竞争。从地市层面对各县区进行正确引导调控,会产生较好的效果。

　　龙南、全南、定南三县,是江西对接珠三角承接产业转移的第一站。过去,这里也存“三国演义”内耗的现象。2017年,赣州强势主导,打造“三南”承接加工贸易转移示范地产业园,同时将全南工业园、定南工业园、“三南”示范园纳入国家经开区龙南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统一招商政策,新增财力由市本级和“三南”按一定比例予以分成。

　　赣州优惠产业政策不搞“天女散花”,紧紧瞄准电子信息产业,设立电子信息产业引导基金,推动与工信部电子第五研究所合作,设立国家级“三南”电子信息产品检验检测中心……从实践来看,“三南”经济发展态势强劲,发展环境优化,主攻的电子信息产业集中度和首位度不断提高,产业竞争力增强。

　　湖南省郴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负责人跟记者谈道:以前招商引资走过弯路,发现来的不少是落后产能,是低档次的,孤军作战又无法生存。

　　“不能捡到篮子里都是菜。”这位负责人说:“现在要更多考虑优质产业链招商,只有来得好、接得住,才能留得下。”

　　下篇｜未来三问

　　当潮流来临时,身处其中的人往往兴奋中带有不安,期待中夹着迷茫。

　　产业转移事关转移企业的“身家性命”,事关无数民众的就业生计,也事关中西部承接地的经济兴衰,更事关区域发展的协调与否。尽管之前多轮产业转移,能够提供一些规律性启示,但是时代变迁和当下形势,又给我国正在演化的沿海产业转移带来前所未有的新命题。

甘肃敦煌100兆瓦熔盐塔式光热电站全景 范培珅/摄

　　向内还是向外

　　20世纪50年代,美、欧向日韩实施产业转移;60年代末,产业转移浪潮又由美国、欧洲、日本转向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后者被称为“亚洲四小龙”;20世纪80年代,美、欧、日和“亚洲四小龙”又向我国沿海地区实施产业转移。

　　正在我国沿海开始的第四轮产业转移浪潮,一般被认为始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之际。

　　与前三轮产业转移的迁徙地都是指向海外不同的是,第四轮产业转移多了可选择的路径。一条路是迈向东南亚,以及中亚、非洲等地,一条路是指向内地尤其是中西部。

　　规模、体量较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中的一部分,如三星的手机制造,以及一些上规模的国内纺织厂、鞋厂等,已转移到东南亚。而大量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要作出十字路口的选择,则没那么容易,十分纠结。

　　向内,还是向外?这已形成当下我国沿海产业转移大潮中的一场拉锯战。

　　湖南郴州宜章县经开区的一栋厂房内,工人们正在生产外销的立体书和贺卡。这是一家总公司在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