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宪政之父宋教仁之死袁世凯和孙中山各担干系

2020-03-31 来源：大国资讯

中国宪政之父宋教仁，1882年4月5日出生于湖南桃源县的一户书香之家。我从小喜爱武术，12岁那年在街上听到清朝甲午战争的惨败后，我立誓要“手挽倭头入汉关”，做个“文不借笔，武不借刀”文武全才的好汉。

1899年（17岁），我考入县里的漳江书院，受维新思想影响，我在书院里读了很多西方的书，尤其对法律、历史、地理特别感兴趣。

1900年（18岁），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隔壁县的唐才常等人趁机在上海成立了“勤王救过”的自立军。自立军依照江湖秘密会党形式，建立富有山堂，在长江流域广招门徒。

学校里也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我挺身走出书斋，加入了县里的富有山堂，并被发展为骨干成员。但很快自立军遭到清政府镇压，我逃回老家，在渡河时得到一位渔夫的帮助，才死里逃生。为感谢渔夫的救命之恩，后来我取了个笔名叫“渔父”。

1902年（19岁），我考入武昌文华普通中学堂。在这里，我结识了终生挚友黄兴。我们在一起经常讨论时政，越来越感到只有推翻腐败的满清，才能振兴中国。

（前排右二为宋教仁）

1903年11月4日（20岁），我在长沙西园，与黄兴、章士钊等人秘密成立了反清的华兴会。我们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黄兴任会长，我任副会长。

1904年（21岁），我们计划趁慈禧70大寿搞庆典之际，发动武装起义。但结果计划泄漏，大家只好分头亡命日本。

1905年，我们华兴会、与孙中山的兴中会、光复会等，一起在日本东京黑龙会总部，联合成立了中国同盟会。

（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

（《民报》）

这时，我在日本法政大学学习，对西方政治法律了然于胸。于是，我任同盟会司法部检事长，同时还负责创办同盟会机关报《民报》。

期间，我翻译了《美国制度概要》、《英国制度要览》等，系统了解英美的政治、经济、法律各种制度，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宪政专家。

（武昌起义）

1911年（29岁），武昌起义爆发，我和黄兴迅速赶到武昌。黄兴负责指挥军事，我则起草《中华民国鄂州约法》。这是中国第一部以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为原则的政权根本法。

1912年1月1日（30岁），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我任法制局局长，强烈主张采用欧洲式的内阁制，而孙中山却采用了美国式的总统制。

不久，南北议和，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为了限制袁世凯，这回孙中山接受我的建议，确定民国政府采用内阁制，写进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我决定重组同盟会参加竞选，以组织内阁。我将同盟会与国民公党、共和促进会、国民共进会、统一共和党进行合并，正式成立了国民党。孙中山担任理事长，但实际事务都是我这个代理理事长负责。

1912年8月，在同盟会的改组会上，突然同盟会的第一位女会员唐群英，上台质问我，为什么新党纲中删除“男女平权”条款？她当众就给了我一耳光，顿时会场骚动，让我一时下不了台。

这事很尴尬，但我也没办法。那个时候，大部分人还是无法接受女人搞政治。

（唐群英）

1913年（31岁），在中华民国国会大选，国民党大获全胜。按内阁制的规定，将由国民党党魁，也就是我，负责组阁。

袁世凯发电报，邀请我北上商讨国家大事。3月20日晚，我到上海火车站（现上海铁路博物馆），准备趁火车北上。不料，突然窜出一名杀手，冲我开枪，我被击中倒地，凶手逃走。

我被送到医院后，给袁世凯拍了电报：“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宋教仁。”

两天后，我抱憾离世，被埋在了上海闸北公园。